教育信息化最高层次的境界是:一草一本皆“教育”。而数字化转型正位于“教育”之下。教育的探索永无止境,教育数字化转型也永远在路上。
“要把高校数字化转型放在建设数字中国的大背景下,从中思考和定位大学的价值。”在展望高校数字化转型的未来方向时,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化治理委员会秘书长沈富可如是说。他表示,如果教育信息化的重心和重点是在“信息化”上的话,那么教育数字化的重心和重点则落在“教育”上,回答教育如何转型的问题。
“教育”既是初心,也是目标
《中国教育网络》:
“教育数字化转型”是当前教育领域的“关键词”。那么,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出的背景是怎样的?您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最终目标是什么?
沈富可: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(草案)》提出,迎接数字时代,激活数据要素潜能,推进网络强国建设,加快建设数字经济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政府,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。在这一愿景下,2021年初,上海市提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,城市建设由此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。随后,2021年8月,教育部批复上海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,这也是国内首个、目前唯一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。
要回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,首先要理清“数字化”和“信息化”的关系。
第一,“信息化”侧重于管理者视角,强调管理、流程、模式的电子化;而“数字化”则更多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,考虑用户的信息与需求,以师生为中心,强调对管理、流程、模式的重新设计。
第二,“信息化”从职能部门业务流程的需要出发所建立的一个个独立系统,很容易形成信息孤岛、数字孤岛,数据的解释不一致,系统与系统最初无连接,后来再连接就很困难;而数字化则强调不同职能部门系统之间整体流程优化、强调数据和业务的互连互通、融合。
第三,“信息化”强调效率,以IT部门的责任为主,IT部门通过“信息化”服务于业务部门;“数字化”则强调IT部门与业务部门的融合与共赢,强调协同合作,两者通过“数字化”携手变革组织模式、业务模式、教学模式。
可以认为,“数字化”是“信息化”的升级版。这也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由来。
通过上述背景介绍和内涵分析,我认为,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回答:在建设数字中国这一背景下,教育如何实施“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”?也就是,教育教学模式、教育管理与服务方式如何实现变革?
如果教育信息化的重心和重点是在“信息化”上的话,那么教育数字化的重心和重点则落在“教育”上,回答教育如何转型的问题。
《中国教育网络》:
对应亚伯拉罕·马斯洛的“需求层次理论”,您认为教育信息化的“马斯洛”层次模型是怎样的?其中,数字化转型属于哪个层次,如何理解?
沈富可:
马斯洛“需求层次理论”(图1-a)是从心理学上描述人的需求的层次模型。该理论认为,人类的需求是分层次的,由低到高。对应需求层次模型,相关学者又提出了“XYZ理论”,描述了针对不同层次的需求,应该采用怎样的应对方法和策略。
图1-a 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
在教育信息化的“马斯洛”层次模型(图1-b)以及对应的XYZ理论中,每一层的功能内容不一样,侧重点也不一样。随着需求的层次越来越高,在教育信息化中“教育”的分量逐渐重于“信息化”的分量,IT部门逐步后移,业务部门、教师等将逐步回到前台。
图1-b 对应的教育信息化层次模型
图1 教育信息化的马斯洛层次模型及XYZ理论
具体来说,如果一个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只需要满足“网络接入与基础服务”的要求,那么相关工作主要由学校的技术部门承担,人员构成以技术人员为主,职责定位是为职能部门、院系和师生提供服务。对应的X理论更多地是应对人员组成、考核标准、服务方式等。
在基础要求之上,是“安全需求与信息系统服务”“信息技术与业务的融合”“智慧校园与智慧教育服务”等更高的需求层次。这时从事相关工作的不再仅仅是技术人员,其他业务部门的参与将越来越深,IT工作的评价方式也将变得不一样。而到了“数字化转型”阶段,需要思考的是:怎样去应对管理、流程、模式重构的挑战?需要哪些人参与,如何参与,怎样评价?
从最底层到最高层,越来越接近“教育”本身。最高层次的境界是:信息时代下的环境就是教育,一草一本皆“教育”。而数字化转型位于第5层,也就是在“教育”之下。因此,教育的探索永无止境,从这个意义上说,教育数字化转型也永远在路上。
数字化转型不是“升级”,而是“革命”
《中国教育网络》:
您曾提到,在数字化转型中,高校需要构建可持续信息化技术基座。那么具体来说,为什么要构建技术基座?可持续信息化技术基座具备哪些功能,如何构建?
沈富可:
高校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将信息技术与所在高校教育教学、管理深度融合的过程,是一个在物理空间、数字空间这两个空间同步办学的过程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设过程,涉及到学校的方方面面,需要我们思考:两个空间的责任主体有哪些?他们的职责如何设置?如何有机配合?
当前高校的业务系统频频出现“信息孤岛”,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,信息化也未能做到支持学校发展的核心工作。在此情况下,高校应该着力让业务系统的建设专注于业务本身,并将业务系统建设所需的公共性服务抽离出来,形成模块化的、覆盖各方面公共支撑服务的公共支撑平台,即信息化支撑基座。
在高校数字化转型中,无论是“物理空间”还是“数字空间”,都需要多个主体部门共同参与,协同完成。各主体应分别在数字空间中找准自己相应的定位,发挥各自的不同作用,不错位、不越位、不缺位。其中,高校信息化部门的核心使命是“连接主体”,负责搭建支持多元主体参与的信息化支撑基座。
该基座作为基础交互平台,将协调设计基础数据、状态数据、行为数据的架构,提供可信采集、科学分析的基础工具和标准规范,从而为学校各职能部门、院系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管理、决策服务提供技术支持,是信息化持续发挥能量的技术支撑。
同时,在数字化校园总体技术框架下(图2),高校还应给出支撑基座的功能、技术要求、应用目标等。
图2 高校数字化转型技术架构
信息化支撑基座的建设,应当实现底层灵活适配,来支撑上层多样丰富的应用;基座提供的基础工具、基础平台和API要做到交互简单开放,从而在支持多业务系统时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易用性。此外还应考虑,如何通过机制协同,让信息化支撑基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到核心交互的作用:
对资源适配要做到多源的适配支持,对数据整合要实现各类数据的清洗归并,对能力开放要实现统一授权(网关)下的开放合作,对应用开发提供必要的可复用中台支持等。数字能力的开放化,可以让高校逐步开放各种数据接口和服务接口,对内简化开发,对外开放合作,最终形成开放的、可持续的信息化生态圈。
《中国教育网络》:
请您分析一下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途径。在每一条实现路径中,需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?
沈富可:
教育数字化转型途径可分为三个时期:谋划期、建设期、创新期。
在谋划期,学校从组织的基础业务(教、学、管理、服务、决策支持等)出发,进行全新顶层设计。如通过财务系统,从财务预算、执行、评价、反馈等全周期,获取财务及相关的数据,完成对组织财务、KPI指标等基础数据的整合与治理。再如,从人才或人力资源的角度,从学生或员工的招生 / 录用、培养 / 培训、考试 / 考核、综合评价 / 社会评价,完成学生、员工及相关数据的获取,达到学校培养效果的最优或师资力量的最强。
这一时期需要关注的重点是“重新设计”。在谋划期中,学校发展规划的决策者要意识到,信息时代的高校数字化转型是谋求将“物理空间”和“数字空间”相融合,是在重新设计一所学校。它不是教育信息化的简单升级版,而是一场“革命”。
在建设期,高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:如何基于学校特色、评价最好、最优、最强?在这一时期,学校以育人为目标,建设初始的数字化平台,通过平台即时获取数据,从大量静态、动态数据中提出关键数据做指标分析。有了评价指标,就能更好地做出诊断与分析。此时,通过数据“说话”,不断地迭代调整,创新服务评价模式,“倒逼”管理和服务模式变革。因此,建设期需要关注的重点是“迭代”“倒逼”。通过数据挖掘,发挥数据的决策支持价值,改进评价机制。
有了相对稳定的数字化平台和业务模式之后,才能进入到创新与变革时期。创新期强调的是组织架构的变化、部门职责的变化、业务模式的变化、人员角色业务素质要求的变化,强调的是系统间的整合和数据的互连互通。在创新期,高校通过技术与业务的不断融合、动态融合去完成变革,目的是推动数据结构化、业务碎片化、流程定制化、服务精细化、决策科学化,并重构碎片化、微型化的业务单元。这一时期需要关注的重点是“顿变”“渐变”。变革的过程往往是“顿变”与“渐变”的融合。高校期望得到“顿变”,但在转型过程中,往往需要经历“渐变”的流程。
重新定义中国大学
《中国教育网络》:
在“十四五”期间,高校推进数字化转型有哪些重点工作?您对于未来的高校信息化建设有什么展望和思路?
沈富可:
刚才提到,“ 数字化”是“信息化”的升级版,那么高校此前的信息化实践是今天有条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基础。十四五期间,我们要努力探索、实践,力求回答下述问题:
一是关于数据分析。数据分析是数字化转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,目的和指向是“育人”。数据分析如何为管理流程、教学模式、评价方式等服务,从而为教育服务?
二是关于组织架构。转型后的大学的组织架构是怎样的?如何重新定义不同职能部门的不同职责?如何从传统架构平滑过渡到理想架构,同时确保在切换期间,所有的业务、教学必须同时进行?
三是关于人才培养。人才的范围包括教师、管理人员等。新型的业务平台需要员工业务与技术技能的全面提升,同时,每位员工的技能评价需要实时掌握。如何培养与岗位需求匹配的人才?如何发现人才、利用人才,发展人才、评价人才?
四是关于人员定位。重新思考、定义教师这一角色。具有前瞻视野的教师,是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。教师如何发现学生处于什么位置、迷失在哪里、有什么困难,从而协助学生成长?重新思考人力资源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,也即在学校的不同发展阶段,如何利用人力资源来达到学校的最佳目标?
五是关于自动化或AI。在数字化转型中,哪些环节需要利用,以及如何利用大数据和自动化AI手段?如何通过AI提升用户服务的个性化和人性化,找到“AI+人工”发挥最优效果的组合?
《中国教育网络》:
对于高校数字化转型,您还有哪些总结和观点补充?
沈富可:
关于高校数字化转型,有很多可探讨的话题,比如“平台化”,如何开启平台战略,从而助推教学模式、管理与服务模式变革?比如“协同”,如何推动IT与职能部门协同、AI与人协同、线上与线下协同、师生角色及职责协同?
在众多话题中,有两个格外值得我们注意。
第一,在高校数字化转型要求下,IT部门本身也要转型。这个部门叫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职责转变、人员组织转变。新型IT部门在具备IT思维的前提下,一般还有三个方面的要求:
一要掌握战略研究与实战,懂得教学、管理,能够协助学校整体业务流程设计与变革;二要精通事务性服务,此前IT部门充当的技术支持角色、负责的IT业务,依然需要做好;三要在懂业务之外,能够从业务优化角度协同其他职能部门发展,逐步完成从“单一条线的技术支撑部门”到“综合基础部门”的转变。
第二,高校数字化转型要求我们思考“重新定义大学”这件事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、思考大学的价值、作用。更进一步说,重新定义一所大学,我们可以更多强调“重新定义中国的大学”。
从宏观角度看,在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,大学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?这要求我们要把高校数字化转型放在建设数字中国的大背景下,从中思考和定位大学的价值。
从微观角度看,未来,我们力求找回大学中“人”的价值。越来越多的教职员工希望大学能给自身带来灵感、知识技能提升,希望在大学中得到更多的参与机会、获得更多的承认、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。
由此,“重新定义大学”实际上就是在建设数字中国的大背景下,学校所有的师生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,在大学的数字化转型中每天都有创新、能创新,从问题中学习,从现象中思考,一步步促进学校变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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